近日，英国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发布的《全球粮食安全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在107个国家中位居42，中国粮食保障能力、食品安全现状等综合评价“处于世界中上游、发展中国家前列”。然而屡受镉大米、三聚氰胺奶、地沟油、皮革明胶等食品安全事件惊吓的国人，却难以接受这样一个“好名次”。日前，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首席科学家吴永宁研究员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提出，科技发展、利益驱动、监管不力等，都会成为食品安全危机的“推手”。
科技“双刃剑”影响食品安全
“社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会遇到不同的食品安全问题。”吴永宁首先以“双刃剑”比喻科技在食品安全中扮演的角色。
从正面来说，人们对物质毒性的认知水平随科技进步而不断提高。比如，上世纪30年代风靡一时的农药DDT，因其对环境持久性的破坏和影响，以及对人体健康的危害被发现，在绝大多数国家已被禁用。
除了“定性”，科技在评判安全“定量”上的进步更是突飞猛进，二恶英的检测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上世纪70年代之前，检测能力只能达到PPM级（百万分之一），二恶英基本检测不出来；70年代后期，检测达到PPB级（十亿分之一），可偶尔检测出二恶英；80年代，检测能力达到PPT级（万亿分之一），二恶英已能被普遍检出。
“但进步中的科技并非总扮演光彩的角色。”吴永宁说：“今非昔比的精炼萃取技术，成了造假者非法牟利的摇钱树。比如，以老技术造出的地沟油，一闻味道就不会有人吃。而现在利用精炼技术造出的地沟油，让人很难辨认出。”
“科技就像一把刀，是好是坏主要取决于它被握在了谁的手里。”专家总结道。
“双面夹击”使造假不断
“食品造假的驱动力是经济利益。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和社会诚信体系的崩塌，形成了‘双重夹击’的影响。”吴永宁进一步解释说。
专家介绍，食品造假行为在社会发展各个阶段都存在，只是不同时期的造假内容不一。比如，在经济高度发达的欧盟，同样曝出了用马肉假冒牛肉的丑闻。几乎同时，我国曝出死猪肉甚至死耗子肉冒充猪肉事件。欧盟的造假未涉及食品安全问题，只是产品价格的欺诈，而我国近年发生的大多数造假则危及消费者健康甚至生命（如三聚氰胺事件）。
有研究发现，1865年的英国、1902年的美国、2008年的中国、2012年的印度，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惊人相似。对此，有专家提出，食品行业就像一个舞台，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矛盾在这个舞台上展现地更充分。吴永宁认为，在整个社会诚信体系缺失的情况下，食品行业无法做到“独善其身”。
专家介绍，由于诚信体系空缺和监管体制薄弱，在生产者追求利润与公众要求价格低廉的矛盾下，市场上屡现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结果就是危害健康的造假事件屡屡发生。
“经济驱使可谓造假的‘原罪’之一，但政府的失职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眼下，政府和监管部门应在关系生命健康、体现国计民生的食品行业率先建立诚信体系，不可完全‘押宝’于企业自律，监管部门科学有力的监管是根本之道。”吴永宁说。
末端监管和维稳心态
“食品安全监管当前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监管方式重结果而轻过程。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大家首先关心的是有没有标准？标准是不是和国际指标数字一样？而不是看是否与国际制定规则接轨，一些无良的商家也就顺理成章将责任推到‘无标准’或‘标准落后’上。二是监管心态，一旦有事，往往想着如何减轻影响，推卸责任。”专家为监管“把脉”。
前不久，我国南方发生的镉大米事件备受关注。事件引发的质疑声缘于两点，一是认为环境污染已引发对健康的危害，治理刻不容缓；二是质疑国内标准比国际标准严格一倍是“哗众取宠”。
据消息人士介绍，镉大米事件后曾有某省负责人进京“活动”，试图以“维稳”为由，推动国内大米镉限量标准“接轨”国际标准。对此，专家反驳，0.2毫克/千克的标准是1994年颁布的，如果经历了20年，直到今日才发现无法达标，那是有关政府部门的不作为，还是以GDP为核心的官员考核制度下的故意无视？
吴永宁说：“为什么我们国家的标准要比国际标准严格？因为大米是我国大部分地区的主食，怎么能不考虑人们的膳食结构，不计算人群中摄入量的分布，单单比较两个数字呢？全球大米的平均镉污染水平在0.05毫克/千克，在这个污染水平下生活的人群吃的大米是以0.2毫克/千克还是0.4毫克/千克为限值差别不大，而以我国的平均污染水平计算，假如放宽到0.4毫克/千克，将有很大比例的人群总镉摄入量超过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暂定每月耐受量。对于负监管职责的地方政府，不追查超标原因，采取相应治理措施，反而质疑标准，以标准‘太严格’为由要求修改，真是匪夷所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