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总理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部署食品安全监管，要求严厉打击肉类产品掺假售假行为。两天前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也强调，要建立最严格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制度。国务院对食品安全的高强度关注与部署，表明了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也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
近期先后曝出毒生姜、“挂羊头卖鼠肉”、鸭肉注保水剂冒充羊肉等食品安全丑闻，令公众的食品安全感进一步受挫。问题的根源，一是黑心商人唯利是图，二是监管不力与监管不得其法。人性有其阴暗面，政府监管作为对人性的外部约束如果出现漏洞，甚至漏洞很多，问题自然就会层出不穷。
这里必须厘清，食品安全到底是一个道德问题还是一个公共管理问题？应该说，两者兼而有之，但本质上还是一个监管问题。黑心商人逾越了道德底线，这种情况作为一种社会现实，本身成了一个公共管理课题，而解决问题的钥匙掌握在政府手中。食品生产与销售环节有人违法犯罪，我们只能直面，而且必须作出及时反应。道德建设功在长远，而食品安全是全民当下的迫切需求，政府必须立即行动。
我国的食品安全现实与发达国家不同，发达国家的食品主要由大企业供给，而中国有40多万家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其中仅12万家有生产许可证。就算是有许可证的，也是发一证而百了，缺乏现场监管。这就像城市交通安全，交警应当上路执勤，而不能坐在办公室里接警。食品安全监管必须到现场去，坐在办公室里发文件、听汇报、接举报，是一种懒政。
食品安全问题具有突出的现代性：它是由政府强制标准规范的，超越了普通人和食品商贩的经验层次，标准必须由监管者到现场去确保它被严格执行。在发达国家，大企业面临巨大的法律风险，这迫使它们主动、严格执行政府标准；而在国内，小商小贩和各式作坊遍布大街小巷，食品生产和加工受经验的支配。监管者必须到现场去贯彻政府标准，现场发现并处置问题。
这就像有些地方搞“警力下沉”，比如武汉巡警与交警在街头设立联合执勤点，实现治安与交管的前线部署。在中国，超速、闯红灯、酒驾等交通违法经常无人管；而从美国回来的人都说，在美国超速、酒驾，包你5分钟内被警察撵上。结果就是，若美国1人死于车祸，中国则死15人。
去年4月，在伦敦奥运会开幕前，英国食品标准局成立了食品安全执法队，负责对奥林匹克公园内部和周边地区的餐饮企业进行检查，并对餐饮企业开展食品安全培训。英国地方政府也设有食品安全执法队。目前我国食品安全执法队分属不同部门，有些地方干脆就没有建立，使前线执法留下空白。
接下来应当增加食品安全执法队的编制，强化食品安全监管的存在，加强对从业者的培训。资料显示，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雇员9300人，而我国食品药品监管总局“人员编制300余人”。在我们的地方监管机构中，除了坐办公室的官员，执法人员的数量就非常之少了。人力不足，又有谁来管理小摊小贩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