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注：国际市场价格依当期汇率计算而得。
马瑞强
全国人大代表，毕业后回乡创业，被称为种地的马博士。
孙斌
全国人大代表，曾获“全国十大种粮标兵”称号。
王海波
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农林科学院副院长。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将“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列为2017年农业工作重点。自2014年起，国家开始对粮食临储收购政策进行调整，我国主要粮食市场价开始下滑，一度出现国内国外粮价倒挂现象。那么，谷贱伤农究竟应如何解决呢？
春风和煦，又到一年“两会”时。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对2017年的重点工作，《政府工作报告》陈述的范围，涉及“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和农业持续增收”等九大方面。
“使命重在担当，实干铸就辉煌。”李克强总理说。
在“两会时间”，新京报推出《经济策》专题。我们通过深入采访，呈现目前去产能、农业、资本市场等领域的现状。同时，我们还采访了多位两会代表，希望从代表们的回答中，寻找到解答问题的对策。
柳学友是河南信阳地区最早的土地承包户。从2001年至今，他承包的土地从30多亩扩张到16000亩，成为河南地区有名的粮食大王。17年间，他见证了种田人的“黄金十年”，也正在经历粮价下跌带来的忧虑。
托市政策促种粮“黄金十年”
“让我种也没钱给你们啊！我这根本不挣钱，种的越多赔得越多。”
2015年年底开始，河南南阳种植大户郭树（化名）决定退掉承包的土地。和村民签订的十年合同期限刚过三年，村民并不乐意接收未到期的田地。
“半路出家”的郭树，此前一直从事农资生意，2012年，郭树拿出做生意的积蓄承包土地一千多亩。在河南粮食大王柳学友看来，2012年还处于种田人的黄金时代，“2004年至2014年，是种粮人最好的十年。”
从2004年起，国家对重点地区、重要粮食品种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即粮价托市政策。当市场价格低于最低收购价时，由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按照最低收购价挂牌敞开收粮。
从2008年起，国家连续上调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截至2014年，7年间小麦价格由每斤0.7元左右上调至2014年的每斤1.18元，7年间小麦价格上涨了60%以上。
追逐着种地红利，柳学友承包田地面积不断扩张，如今承包的土地面积扩张到16000多亩，成为河南地区有名的粮食大王。与此同时，也有农业领域外的“新手”携带资金入场。但如今，和郭树一样的黯然离场者却并非少数。
“我认识的种粮大户大概有50%已弃约退耕，”柳学友的侄子柳超（化名）也从2015年开始陆续退掉了承包的五六千亩田地。“他大学毕业就跟着我开始承包地，这两年赔了一二百万元，现在对象还没有找到，天天在家发愁。”
最低收储价下调 粮王转战高端市场
记者检索国家发改委网站发现，2015年持续7年上调临储小麦收购价格的政策止步，小麦的国家保护价出现自2006年以来首次下滑。与小麦价格相比，玉米价格更是经历了断崖式下跌——2015年，国家首次下调了已经连续七年上涨的玉米临储收购价；2016年，已执行8年的国家取消临储收购政策被彻底取消，实行“市场化收购加补贴”的新政策。
在临储退出元年，2016年玉米价格多次探底，年末跌至10年来最低水平。
“粮价下调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我国粮食阶段性过剩，国家库存高；第二，国际粮价处于历史低位；第三，国内种植成本高；此外，我国优质优价的机制尚未建立，”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虽然近年粮价下滑严重，但柳学友是“幸运”的。“其实市场对优质小麦有很大需求，我去年选了抗病害能力强的优质小麦品种，亩产900斤，小麦品质也好，所以价格高时飙到了每斤1.3元，平均比市场高出三四角钱，”柳学友毫不讳言指出，2016年受小麦病害多发影响，有种粮户产量和质量双双下降，“他们一亩地赔了一二百元”。
“今年粮价还会继续下跌”
国家一号文件提出要“重点发展强筋弱筋小麦，扩大优质小麦面积。”有业内人士指出，目前优质优价的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在托市收购政策对所有小麦在托市价格相等的情况下，农民仍然更乐意种植要求低、产量高的普通小麦。
在刚刚过去的2月份，国家发改委公布了今年稻谷最低收购价，市场首次迎来稻谷最低收购价的全面下调。
“国家目前正在进行收储制度、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2017年粮价还会继续下跌，”李国祥说，稻谷最低收购价下调发出的信号显示，目前国家粮食库存较高，种粮大户指望通过外部环境来改变自身困境的路子走不通了。
李国祥说，国家在倒逼种粮大户转变观念、调整结构，朝着市场的需求而变化，走增效提质的道路。
代表委员建言
马瑞强：需要政府扶持龙头企业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散户农民和种植大户普遍反映的“粮价低”问题？您周围农户这两年收益情况如何？
马瑞强：农村存在着卖粮难、粮价低等问题，现在很多大户或者说规模化经营的农业都在赔钱。有百分之八九十都在赔钱，挣钱的不多。这是粮价走向市场化的阵痛。
种地赔钱原因在于粮价不高，而地租成本太高。这也是一个调节的过程，如果粮价继续下降，地租必然下降。否则，就没有种植大户愿意承包土地了。
目前看，玉米小麦稻米等主粮的这种价格会常态化，也许政府的补贴会有所改变。
新京报：种植户在目前情况下，如何走出困境？
马瑞强：其实，种植户的困境是市场问题。种植户不能一味依靠政府，要少种粮食作物，多种植高品质、绿色的经济作物，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
这些出路大家都知道的，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困难。
优质优价是一个系统的过程。从农户到消费者，这中间存在很多环节，并非一个农户就能轻易做到。只有消费者买单，优质产品才能实现优价，否则再好的东西如果对接不到市场，也只能坏在地里。
但目前，农户或者经营主体都存在销售短板，只能依靠龙头企业。在这个过程中，龙头企业要发挥带头领导作用。如果没有龙头企业的带动，农户自身很难直接面对市场。所以，政府要大力扶持龙头企业，如果没有这些企业的带头，优质优价实现不了。
孙斌：农户要学会面对市场
新京报：你认为如何在粮价下降的背景下，保证农民收入不逆转？
孙斌：我认为重点在两个方面。第一，要扶持和壮大新型农业经济组织，特别是农业合作社或者大型家庭农场。粮食价格下调将导致土地流转费用的下降，这样承租户就有了一个大规模整合土地的机会。在整合土地的过程中，经营方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这样就需要财政资金、金融政策等各方面支持。
少数人种植多数地，多数人离开土地从事二三产业。对走出去的农民进行技能、素质、创业等方面培训和提供就业机会。这样土地可以进入托管、入社入股获得收入，同时二三产业也有收入，散户农民的效益可以得到保证。
第二，建议国家改革现有粮食收储制度。原有的收储政策是国有粮库按国家最低保护价和托市价收粮、又享有国家收储补贴等政策，加工企业并没有这个同样的收储补贴，不平等的收储政策导致粮食加工企业开不了机。
建议国家粮食收储政策向带动农民参与产业化经营的粮食加工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民联合社、大型家庭农场倾斜享受与国有收储企业一样的国家收储政策，这样生产经营者才能从政策和市场上获得红利，通过市场和产业化的收入弥补粮食价格调整降低的种粮收入，确保生产经营者收入不逆转。
新京报：具体到规模化的农业经营者，在生产过程中，如何提高收入？
孙斌：可以走农产品深加工这条路。我们县有个种植大户叫董长彦，他流转了130公顷的土地。其中，他将种植的80多公顷的大豆榨成了油。豆油销路很好，笨榨豆油卖到10元钱一斤，豆粕也能卖到2.15元一斤，这样他的大豆比市场价每斤高出了一块多。他将种植的马铃薯加工成了马铃薯粉条和淀粉，马铃薯残渣做成了饲料搞养猪，养猪的农家肥经发酵后又搞了几十栋有机瓜菜种植，这样把所有的东西都吃干榨净了，通过一个微产业化获得很好的效益。
但受各种因素影响，可以进行农产品深加工的农户不多。建议农户抱团取暖，有市场头脑的负责销售市场、有加工能力的负责加工等多种方式联合互助合作，最后共享市场红利。
农户不能在短期效益的环境下看待目前形势，不能光想着依赖国家政策，要解放思想，学会面对市场、进入市场和转移离开土地，在国家政策的支持和自身努力下快速融入到一二三产业融合中。
王海波：要厘清粮补政策中的问题
新京报：我们走访发现，不少种植大户选择从农业离场。你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王海波：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是种植户的效益无法得到保障。目前，不少地方土地流转成本高，而受国际市场的影响产品的价格却在向低，种植大户受到两面夹击，所以效益不能维持。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需要给种植大户进行一些效益上的平衡，比如把粮食补贴政策向种植大户倾斜。国家采取粮食补贴的初衷是，提高种粮人积极性、把粮食种好。目前，粮食补贴的对象是拥有土地承包权的农民，而利用土地进行经营的、真正的粮食生产者并没有拿到补贴，导致了粮食补贴政策使用不合理。如果政策使用上不能调整过来，粮食补贴的意义将不再激励粮食生产，而是转化成土地承包权的一种利益。
新京报：如果有土地承包权的农民不再拿到补贴，他们会不会通过提高土地流转费用而间接获得这种土地红利呢？
王海波：当然有这种可能。所以，应通过设立一定的政策进行约束。现在政策上需要厘清粮食补贴的方向和目标问题：补给谁、怎么补、如何补？
对于规模化经营，除了倾斜粮补政策外，还应注重成立与之配套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适度规模化情况下的种植户，还不适于投入很大成本购买各种机械设备，否则会导致大部分时间闲置。通过成立农机服务公司、植保公司等服务种植大户，便可以形成都可享受规模效益但又不造成闲置浪费的利益分享、降低成本的机制。
新京报：在粮食价格改革的过程中，粮价低是否是种植户必须经历的阵痛？
王海波：这不是一个阵痛的问题，而是一种理性思维下必然回归。一方面，我们粮食生产的成本越来越高，导致了对粮食最低收购价增长的需求不断抬升；另一方面，国际粮价处于历史低位。在这种落差中，我们对粮食的调整已经到了天花板，不允许继续增高了。所以，粮食收购价回落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目前靠提升粮价已经不能继续，所以为了既保障粮食安全又保障农民利益国家正在开辟新的道路。即推进农业实行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因为有了规模化才好有标准化、规范化的生产，才好保证质量、形成品牌等。此外，通过这样的经营也可以提高转化应用科技成果的能力，进而提高生产能力、保障能力和经营效益等。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虽然还不能从规模化上获得大规模农场那种效益，但是也有其优势，可通过特色化和产业链的延伸挖掘大规模农场不能实现的延伸效益。适度规模经营是中国特色现代农业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方向。（采写/新京报记者 侯润芳）
群策群力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稳定的基础，重中之重。中储粮和中粮两个巨无霸央企的存在就是控制粮价的，每年国家也会出粮食控制价，不容许粮价暴涨和暴跌，粮食价高伤民价低伤农。一直在强调粮食自给率，就是为了把粮食安全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网友：航页
自从取消了粮价的保底收购，玉米的价格一路走低，如今已经跌至每市斤五毛左右还愁卖，农民的增收不知从何出来。既然玉米的需求已经饱和，能否根据国家的各类商品粮需求量而引导农民适当的改换商品粮种类的均衡种植？
——网友：张闻铭
目前来看，只有政府、企业、农民三方合作才能解决困境，三方通力合作，帮助农民建立现代化农场，打造区域内的粮食供需平衡才是王道。
——网友：这个夏季没有蝉鸣 数据来源及参考文献：
国家统计局、中华粮网
顾海兵,王树娟. 国际粮价与国内粮价年度相关关系研究及十三五预测性建议[J]. 山东社会科学学报
